第三十五章 白银法案

　　宋子文眼看着自己货币改革的成果化为乌有，悲愤莫名：“你就不怕我集中兑换金币？”

　　张学良：“实话告诉你，我在花旗银行的一百亿美金，准备都给换成了黄金和白银，现在我的金币有的是”

　　宋子文没办法了：“现在国际银价越来越低，中央银行每天的资产都在贬值，你就当行行好，反正你要收购白银，就把中央银行的银元收了吧

　　张学良：“银元明后年一定涨价，到时候你可别后悔”

　　宋子文：“不后悔”

　　张学良：“那就按照现在的银价，每盎司三十美分，再跌我就当给国家做贡献了，你让人把银元给我运到包头，货到给钱”

　　宋子文：“一言为定”

　　一九三二年的春天对于包头人来说就是无数的工地同时开工，到处都缺人，人们要买房，要工作，个个都行色匆匆。

　　宋子文亲自押送银车到达包头，货币的发行权他是不得不让出去了，只是因为张学良有海量的美元，所以他不得不退让，所以现在的边业银行成了实质上的中央银行，宋子文这次选择亲自过来，也是想亲眼看看这边业银行的总行什么样。

　　边业银行的金库对外卖票，民众可以花钱参观，张学良恨不得每一分钱都拿出来给人看，搞得极为烧包，宋子文看着把银元入库，又出来参观富丽堂皇的边业银行总行，新的大帅府就在旁边，这里现在是整个中国北方的政治中心。

　　张学良依旧那么讨人厌，还有一个更讨厌的李大牛作陪，不看在钱的份上宋子文真想转身就走。李大牛还主动搭话：

　　“宋院长对包头印象如何？”

　　宋子文：“一个大工地”

　　李大牛：“上亿平方米的房子同时开建，确实有些乱，明年就好了”

　　宋子文：“你们是把东三省都搬来了”

　　张学良：“半个东三省的人口，东三省所有的工业”

　　宋子文：“重庆你也准备这么干？”

　　张学良：“包头是开头，没有经验，重庆会好得多”

　　李大牛：“现在重庆建成的房子已经都卖光了，期房正在卖，现在包头和重庆的房子都在涨价”

　　宋子文：“国家不幸，民众遭殃”

　　李大牛：“我们少帅给所有公职人员低息无首付贷款，宋部长不在重庆买一套房子？将来国府肯定搬到重庆”

　　宋子文：“我已经让你们搞得裤子都穿不上了，还买房子，现在就指望拿着美元去美国多买些成套设备，多在重庆建一些工厂”

　　李大牛：“英雄所见略同，我们少帅也是这么干的，我们这里还有现成的经验可以供宋院长借鉴，比方说，我们这里不少工厂都是聘请美国人做技术主管，效果很好，这些工厂都迅速达产产生效益，另外，达产的企业按照少帅的意思都卖出去，不但我们这边回笼了资金，国家照样还有一家工厂”

　　宋子文：“那你现在手里很多钱了？”

　　李大牛：“钱不能沉淀在手里，从包头到喀什，包头到拉萨的铁路我们都开始施工了，包头到库伦的铁路马上就要通车了，包头今年将有1亿平方米的房子竣工，明年还是，奉票纸币已经超发多少倍了，我已经从美国买回来大量小麦，就怕通货膨胀，可是去年平安度过了，不知道今年怎么样”

　　宋子文：“你们到底发了多少奉票？”

　　李大牛：“太多了，银行不能存太多钱，我就拼命往外借，可借出去的钱大多是买我们的房子或工厂，他就把钱有存了回来，存回来我银行钱多了，我就使劲往外借，实在没办法了，玩命开新工程，包头和重庆都开始建地铁了”

　　宋子文：“李大牛，你混蛋！”

　　李大牛：“怎么了，我借出去的都是奉票，不是法币”

　　宋子文：“这样照样会引起国统区的通货膨胀”

　　张学良：“没关系，我已经大量采购了芝加哥的小麦和棉花，只要这两样价格稳定就没事，我想和你商量，法币能不能多发一点，放心，超发我这边也能调节”

　　宋子文：“不行，除非我这个院长不干了”

　　张学良：“我算了一下，去年包头重庆生产了大量的工业产品，这些产品大部分流入了国内的市场，所以我这里回笼了大量的现金，这里边有法币也有奉票，奉票由于我们超发了，现在物价只是稍微涨了一点，你们国统区那里货币数量其实远远小于商品，所以国统区应该通货紧缩，可是因为奉票也在国统区流通，所以紧缩的不明显，所以我想试着多发一点看怎么样”

　　张学良：“那我接着发奉票，你就不怕法币被挤出流通系统”

　　宋子文：“那你们边业银行得到的利益必须有国府一份”

　　张学良：“这才上道，有钱大家赚，这是李大牛起草的协议，你看没问题就签了”

　　宋子文心想反正不用自己下本，等坐上回南京的火车，反应过来：“我是上当了吧？”

　　老蒋这边回到南京当委员长，当得也是不情不愿。

　　从主观方面讲，蒋重于军事指挥而缺少政权建设的才能。在武力平定党内反对派的几年间，他几乎都是在前线指挥作战，而帮他料理南京政权的，主要是立法院长胡汉民和行政院长谭延闿。胡、谭二人不仅在党内有着崇高的地位，而且都有着丰富的政权管理经验。早在民国初年，胡汉民、谭延闿就分任广东和湖南都督。当蒋在前线作战之时，胡、谭在南京主持党务、政务，令蒋没有后顾之忧。特别是胡汉民的作用更大，蒋介石自己都承认：“国府成立以来，各种设施，百分之九十九悉依汉民之主张。”[2]那时如果没有胡在南京替蒋支撑，蒋一人是难以在军事和政治上如此得心应手。胡汉民的作用正如吴稚晖称赞的：“在于征桂，则功超言论之外；对待阎冯，则功居后防之先。”[3]

　　当时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地位仅次于蒋、胡的是行政院长谭延闿。谭曾一度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后来又将主席的职位让给蒋介石。在国民党内，从表面上看“党权”似乎以胡汉民为尊，“军权”完全由蒋介石控制，“政权”则由谭延闿负责。

　　谭延闿出身官宦世家，父亲谭钟麟曾任两广总督。谭延闿在清末中过进士、做过翰林、湖南谘议局议长，是立宪派的重要人物。辛亥革命时在湖南被推举为都督。不久，他参加国民党，曾三次督湘。孙中山在广东时，他担任过大本营秘书长兼湘军总司令。谭氏富有政治经验，处世圆滑。随着北伐的胜利，他渐渐认清蒋介石已成为国民党内最具实力的人物。数十年官场经验告诉他，实力永远是第一位的。正是基于“实力”的考虑，北伐胜利后，谭氏甘愿将国府主席一职让给蒋氏，改任行政院长。他深知无论“军权”还是“党权”，他都无法超越蒋、胡，于是他就利用自己“辉煌”的历史周旋于“军权”与“党权”之中，从而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地位，并赢得了“善于调停党内纠纷”的美名。当蒋、胡发生冲突时，谭氏成了不可缺少的调停人。据齐世英回忆：“当他看到蒋先生和胡先生要有争执的时候，他就请蒋先生吃饭，跟胡先生吟诗，化不少的事端为乌有。”[4]有谭延闿在，蒋、胡之间尽管矛盾重重，还有办法疏通，不至于引起公开的对抗。

　　1930年9月，就在蒋介石取得中原大战胜利之际，谭延闿突然因脑溢血逝世。不久，蒋介石接任行政院长。失去了这个在蒋、胡间起着缓冲作用的人物，陈立夫不无担忧地表示：“蒋先生接掌行政院后，我开始担心一种情况会发生，因为如今没有一位能在蒋先生和胡汉民先生之间居中协调的人了。而胡先生一向是敢于批评任何一位他认为做错事的人，如今当胡先生批评指责行政院时，他一定会直接责备蒋先生了。”

　　这种担忧马上变成了现实。在中原大战击败了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后，“军权”牢牢在握的蒋介石，踌躇满志，认为已没有足以同他相抗衡的军事力量，不再需要胡汉民所标榜的、高高在上的“党权”的限制。特别是在对付“扩大会议”的过程中，蒋介石发现用倡导“民权”、颁布约法来对抗胡汉民所标榜的“党权”，是再好不过的借口。而且，“扩大会议”在颁布约法时早已从孙中山遗教中找到了足够的理论依据，使他可以不致背上背叛“党国”的罪名。这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就在谭延闿病逝当月，蒋介石从开封前线致电国民党中常会，要求提前召集国民党四全大会，“制定在宪法颁布以前训政时期适用之约法。”[6]该电一时赢得部分社会舆论的赞许，被视为“制度上之重要改革”，“开政治解决之端”。[7]

　　蒋介石此举还有一个奢望，就是想借民意，将他推上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按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和五院院长原本是由国民党中常会选出。如若按照孙中山所定《建国大纲》规定，“宪法未颁布以前，各院长皆归总统任免而督率之。”[8]如此一来，有了约法的话，五院院长则将由总统“任免而督率之”。据孙科回忆：当时“彼之官衔为国民政府之主席，似觉未甚满意，而欲以总统自居。悬此目的，彼乃欲产生一所谓临时约法”。[9]蒋氏此举遭到胡汉民的坚决反对，而善于在蒋、胡之间调停的谭延闿刚刚病逝，蒋一怒之下将胡扣押于南京汤山。不曾想此举引发国民党内的再次反蒋*，并最终迫使蒋介石二次下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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