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5章 苏联采访
第545章 苏联采访
在余切的号召下，事情逐渐演变为对弗里德曼的声讨。
一些经济学家纷纷跳船，宣称「弗里德曼并不能代表20世纪经济学的下半叶」，「20
世纪还有十年，我们现在一锤定音还显得太早。」
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发动媒体，对外放风，坚决支持余切的《计划体制》，他们认为，苏式体制不可取，但绝对的自由市场也不可取。
波兰等地已经证明了，一旦完全放开，那里就会迅速变为人间炼狱。
问题是，如果五年、十年之后波兰又行了呢？
芝加哥学派有一套无敌话术：你过去不行是因为体制，你现在不行也是因为体制，如果你将来有一天行了，这是因为「芝加哥学派」的改造。
至于这中间的苦痛，他们称之为「眼泪充斥的河谷」。
余切预言到了这种情况，而且说「这和芝加哥学派没有任何关系，是波兰人自己熬过来了————一个人得了重病，庸医给这个人开了一纸符水，他果不其然的死了，庸医就说他病入膏肓，他奇迹般的活过来了，庸医就说是自己神医妙手。」
「芝加哥学派就是这样的东西。没有他们，波兰人也不会灭亡，东德更不会灭亡————
他们都是几千万人的民族，而且会长久的存在下去，我们都知道他们有一天会振作起来，问题是还要多久？难道要一百年？」
这些话如同平地惊雷，彻底引发了国际上的轰动。
德国柏林。
总理科尔得意的说：「我们现在每一个西德人都要交纳团结税」，包括我自己，这当然是一笔负担没错！可是从长期来看这是值得的。」
「余先生说的很明白，他说我们德国人的好日子还在后头！」
「我们不愿意让东德的同胞经历眼泪充斥的河谷」，德国人有足够的能力跨越这道河谷，德国人不相信眼泪！」
然后科尔的演讲迅速被各大媒体转载，他的肖像照登上了这一周的《时代》周刊。
「眼泪充斥的河谷」这个名词，最开始被芝加哥学派专门用来形容那些苏式国家转型期间的阵痛，结果现在却带有贬义，频繁的在各大媒体的报导中被看到。
「狗屎一样的媒体！他们扭曲了我的话！这群混蛋！」
弗里德曼看到后暴跳如雷，可是他没有什么办法。
他语无伦次的在自己家中喃喃道：「我早说了，那个人是克格勃派来的特工，燕京或者是莫斯科，或者是柏林和其他什么地方————他能控制人的心智，让这些人听命于他！」
罗丝反而比弗里德曼更理智一些，罗丝直言道：「德国现在是一个怪胎，既有市场，又保留了大量的东德企业，科尔一直被我们批评————现在他们抓住了机会，当然要为自己的政策来辩护。」
「科尔也是个混蛋！这个人还要当到什么时候？他什么时候下台？！」
罗丝说：「科尔刚竞选成功不久，恐怕还有很长时间。」
弗里德曼无奈道：「为什么是德国？为什么是科尔？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偏偏决心保留一部分计划体制；如果他们这样一个怪胎能够成功，到时候人们会怀疑，芝加哥学派的真实作用！」
1991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发生太多事情。
苏联行将就木，却也开始为自己辩护。这一年，写出《新思维》的戈式向公务员推荐了《计划体制》这本书，而且发布了类似于「罪己诏」一样的内部讲话：「我们过去在改革时，面临两个方向：一个是彻头彻底的重头再来；另一个是从经济上抓起，徐徐图之————过去我支持第一个方案，我认为计划体制已经无药可救，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挽救这一套了————」
戈式声泪俱下的说：「可是我错了！同志们！我过于低估了改革的难处，而高估了我们还剩余的时间。」
众多原先一股脑支持芝加哥学派的苏式经济学家，纷纷把《计划体制》当做良药，他们认为自己还有最后的时间，而实际上，这里已经不再有任何的时间。
莫斯科，克林姆林宫。
刘祥成和戈氏约了一个专访。
采访前，刘祥成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余切的身影：唉，如今余切去了马来西亚，他身边的记者是不是又换了人？
派驻到莫斯科，到底是不是一个好主意？
接著他摇摇头，不再多想。
虽然是《时代》周刊的首席华人记者，但是在几年前，刘祥成还是无法相信自己有一天能和这样的大人物坐在一起。他是一个华人，还是个移民一在任何国家，这都是很难出头的。
戈氏反而很了解他，主动开口说：「你是那个普立兹奖的获得者？」
「是的，我是唯一的一个华人。」刘祥成略带惊讶道。
戈氏随即变得激动起来。
「你还完整报导了发生在埃尔多拉多机场的大屠杀！那个世纪之握」！两代大文豪之间的握手，这都是我们知道的，别以为莫斯科什么都不知道！我看过那些报导，说实在的，你比我们这里的记者表现好得多————」
——
这个人左右张望，似乎要得到别人的认可一样，接著，又是重重的叹息道，「我们在很多地方都不如你们。」
刘祥成察觉到，戈氏最近情况不妙。他的心情低落，迫切需要人认可。
这和刘祥成正在撰写的长文核心思想一样：苏联人六神无主，正在失去自信。
过去，苏联人天真的相信只要采用西方那一套，确切的说是「芝加哥学派」那一套，经济就会自然而然的好转，结果他们彻底搞乱了经济；之后他们又寄望于欧美等国的大额贷款，希望拿到那些多年来口惠而实不至的援助。
西方国家答应了，但给苏联设立了漫长的「考察期」，为了拿到这笔援助，在指定改革方案时，他们参考了多个国家的经济研究中心建议————然后进一步搞砸了经济。
到这一步时，事情已经无法挽回。戈氏寄望于西方国家能言而有信，结果在本月的会谈中，他没有得到任何国家首脑的援助承诺，他引发的阵仗，甚至不如余切在纽约发动的赈灾捐款。
戈式只得到了两个小时的和美国大统领的工作午餐和首脑间私人性质的「哲学对话」，没人知道在「哲学对话」中谈论了什么，甚至没人知道这个「哲学对话」到底有没有发生过？
也许是戈式吹嘘的呢？
总之，戈氏回国之后把这当做自己的功绩，丧事喜办，他表现出一副精神无比亢奋的样子，好像那些国家都在支持他。
而实际上，据公开媒体报导，戈氏带回莫斯科的只有两件事情：
一个是德国总理科尔的私人友情劝说，科尔说，「科尔奈是你们阵营的人，在那里工作了足足三十年，结果他现在竟然为我们做事；余切是一个中国人，也许在一定程度上他对你们有些同情，但你们只是远远的崇拜他，再发发牢骚，然后就此作罢。」
戈氏反驳了。「过去是我们错了，可现在我们醒悟了，我们正在朝正确的方向走去————」
「不，不对！」科尔道，「你永远不知道你错过了什么！有些错是不能犯的，而有些机会也不能错过！」
「那你承诺给我们的援助呢？那是我们的机会！」戈氏绝望的问科尔。
科尔笑了：「这是1989年我许下的，但今时不同以往，你错过了。」
另一件事情是美国大统领给他的回信：华府支持莫斯科的改革，但只能依靠自身资源，而不是依靠任何援助。如果情况好的话，也许我们能有一些作用能够发挥，前提是要看到莫斯科对血煮和市场强烈的、不容置疑的忠诚。
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对一个国家和一个人物的羞辱。
可戈氏还能怎么办？
他早该知道那些承诺是空中楼阁。
但他所信仰的「芝加哥学派」就过得好吗？其学派的祖师爷弗里德曼正在被余切穷追猛打，而西方国家的政商界精英们，开始重新学起了「计划体制」的好处，余切甚至有望获得之后的经济学诺奖————世界上竟然有这么荒唐的事情？
在计划体制的大本营快死了的时候，这一学说却突然焕发出新的生机。
戈氏想得到这一切吗？
也许他想得到。
戈氏对刘祥成说：「计划体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坏，关键是我们太过于高傲，以至于不愿意有任何改进，而我们偏偏承担不起这样的高傲。」
「过于的高傲又是自卑的表现，这正是我们的弱点。无论是计划还是市场，不应当存在任何的优劣之分，它只是一种方式，把它当做信仰是可笑的。」
戈氏娓娓道来。
这是他第二次提到了余切相关的事情，刘祥成意识到，《计划体制》以及余切和弗里德曼的争论，一定在莫斯科内部造成了极大的轰动。
因此，刘祥成忍不住问戈氏：「在莫斯科，余切也很出名吗？就如同我想像的那样？
「」
戈氏重重点头，随即道：「我们所有人都在不停的争论，各执己见，我们唯一共同赞成的是，余先生为我们写过一些有道德，有良心的话，但我们没有珍惜。」
「好在我们现在明白过来了，一切都只能靠我们自己，他们连波兰都弄不好，怎么会弄得好我们？所有人都在骗我们，我早该知道，苏联人只有靠我们自己。」
戈氏忽然又激动起来，他说话十分快，简直让人记不过来。
还好刘祥成会速记，而且还携带了录音笔。
速记是手写技巧，可以略过说话人的车转辘话，速记有专门的符号语言体系，在外人看来如同天书一般，根本不知道写了什么。
有时，速记员也会在本子上记录自己当时的想法和要点。
在戈氏滔滔不绝的阐述中，刘祥成抓住其中的某一次间隔，在自己的纸上写著，【他现在说他还有时间，但我不知道，他是否还有足够多的时间】
【这句话并不出自笔者，而是出自去年发生在水木大学学堂里，余先生对弗里德曼的告诫：你不知道你是否还有足够多的时间】
【弗里德曼那时没有当一回事，现在我们看到了他的情况】
【然后————】
——「你在写什么，我记得我并没有说什么话？！」面前的戈氏忽然问。
他警惕的望著刘祥成，刘祥成没有任何慌张，随口道，「我把余先生和弗里德曼之间的争论，也写在这里，因为我感到这也是你们内部的争论之一。」
「的确如此。」戈氏松了一口气，点头道。「莫斯科很多人都在关注他们之间的辩论，每一次都会张贴到报纸上，我们会进行学习。」
这引起了刘祥成的兴趣。「你们会付给余先生版权费吗？据我所知，他很重视这个。」
「——这个————嗯————」戈氏面红耳赤的说：「我们会颁发给他奖章，让他成为莫斯科荣誉市民，还有接见他，还有————」
但一个大文豪怎么会在乎这些？
他身上的奖章多到没地方挂，很多时候余切本人都没有去领奖，但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收到奖章。
戈氏当然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逐渐不再解释，而是苦笑道，「我们的情况不好，希望他能谅解。我知道他是一个慈善家。」
「那余先生和弗里德曼谈论了些什么？」刘祥成又问。
「我不知道，我有专门的人替我收集，但我还没来得及看————」面前的人诚恳道。
刘祥成在心底里叹气，他没有问这段对话是否能写到报纸上，因为这对戈氏的形象不利，而这又会影响到自己之后对戈氏的采访。但刘祥成已经觉得不需要再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正如那句话所说，【你不知道你是否还有足够多的时间】。
如果戈氏都没有时间了，再考虑他的将来又有什么用？
与其说「芝加哥学派」是一个理论，不如说这是一种价值观。这一套行的时候，什么都对，这一套不行的时候，说什么都是错。
到余切前往马来西亚的一星期后，也就是七月中旬，美国国内已经到谈「芝加哥学派」色变的程度，大众恐慌弗里德曼灌输的这种成王败寇的观念，认为这是另一种邪恶。
1991年，正是美国大选年的前一年，众多参选人物都要阐述自己的经济观点。
由于《计划体制》的风靡，很多人都引用了余切其中的话。「我会保护民众的就业，遏制国际资本的扩张。华府是美国人的华府，而不是一些国际财团的打手和管家。」
「美国没有国际公民，没有深层政府————那些情况不会在我们这里发生。」
「余先生说了吗？你知道的，他没有指名道姓，他是个委婉的绅士！他说的自然不是美国，恐怕是智利、委内瑞拉————那些邪恶的————对了，还有马来西亚。」
虽然没有人真的会实现自己的诺言，但这些话无疑再次的映照了舆论走向：弗里德曼正在输，他毫无疑问的，毁灭性的，毫不留情的走向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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