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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燕京之行(一)


南华代表团的车队,缓缓驶出火车站。

火车站斜对面一间小小的国营代销点,街坊嘴里都叫小供销社。木头门脸斑驳掉漆,挂着白漆牌子:东华门街道副食代销点。

门口摆着两口半人高的粗瓷大缸,分别盛着酱油和醋,盖着沉重的木盖,缸沿被常年的提子磨得发亮。

柜台里码着油盐酱醋、针头线脑、洋火胰子,样样都要票,样样按定量。

扫街的赵大妈攥着个空酱油瓶,刚用一两油票打了半斤酱油回来,正跟遛弯的张大爷站在墙根闲聊。

看见黑轿车队驶过,她胳膊肘轻轻碰了碰身旁的张大爷,压低声音好奇询问:“老张,这是哪来的大人物?清一色黑轿车,排场不小啊。”

张大爷指尖摩挲着手中的核桃,眯眼打量着车牌与车队阵型,眼底带着几分过来人笃定的审慎,语气透着常年听报纸、学时政的刻板认知:“还能是谁?前些天居委会就通知了,南边南华来的代表团,一群资本主义资本家。”

“资本主义?”赵大妈满脸茫然,一辈子扎根胡同、守着朴素日子的她,只懂温饱度日,不懂这些时政名词,“那是啥意思?”

“跟咱们社会主义是两条路!”张大爷声音压得更低,却字字笃定,“咱们是工农当家、人人平等,他们是资本家掌权、有钱人说了算,工人农民都是受剥削的。”

他对着车队离去的方向,娓娓道出自己听来的过往:“这南华的底子,就是以前的桂系军阀改头换面来的。当年内战,桂系盘踞广西按兵不动,最后临阵倒戈、兵变南下,带着兵马钱粮撤出大陆,在南洋自立门户,依附西方搞资本主义。当年长江防线、西南防线全线崩盘,他们要负大半责任!”

赵大妈听得心头一惊,手里的酱油瓶都顿了顿,满脸不解:“原来是这样?那既然是旧军阀、资本主义,咱们怎么还主动请他们过来?”

“无非是互通有无、各取所需罢了。”张大爷冷哼一声,带着朴素的阶级戒备,“咱们缺他们的化肥、进口机器、轻工设备,他们缺咱们的煤炭矿石、粮食原料。说白了,就是资本家过来找机会赚咱们老百姓的血汗钱,没安什么好心!”

赵大妈望着车队消失的胡同口,小声嘀咕:“可我看车里的人穿得整齐体面,举止斯文,也不像坏人啊……”

“你懂什么!”张大爷斩钉截铁,语气带着根深蒂固的固有印象,“资本主义的政客、资本家,最擅长伪装演戏!以前国民党的大官,哪个出门不是衣冠楚楚、人模狗样?背地里搜刮民脂民膏、克扣兵饷,坏事做尽!记住了,立场要站稳,别被表面模样骗了。就说这布票,咱们一人一年一丈六尺,做件新衣服都得攒半年;人家资本家不用票,想穿啥穿啥,都是剥削咱们来的!”

赵大妈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低头瞅了瞅自己身上打了补丁的蓝布袄——这还是三年前做的,袖口磨破了,老伴给补了补,还能再穿两年。

胡同深处的市井议论细碎真切,满是时代特有的认知壁垒与阶级戒备。

车队车窗半闭,坐在车内最前排的李瑾瑜,年少好奇,全程扒着车窗打量北国雪景与老城风貌,满心新鲜,全然没有留意街边百姓的窃窃私语。

可身侧的甘介侯,数十年外交沉浮、阅尽人间百态,感官敏锐至极。

那些飘进车窗的零碎议论、百姓眼底的疏离与戒备,一字一句、一情一态,尽数落入他的耳中、收进他的眼底。

但这位南华桂系元老、顶尖外交干将,神色自始至终波澜不惊,不见分毫愠怒,更无半分辩驳的兴致。

他太熟悉这种场面了。

数十年游走国际政坛、周旋各方势力,尖锐的指责、刻意的抹黑、全民的偏见,他早已见得太多、听得太倦。

普通百姓的认知,从来都源于官方舆论、报纸宣传,是时代灌输的固有印象,无关对错,只关立场。

外界口中腐朽落后、军阀底色、剥削百姓的南华,是外人定义的南华。

真正的南华,是他亲眼看着十年崛起的国度——

以桂系老兵、流亡军民为根基,依托东南亚丰富资源,全面开放自由市场,扶持私营工商、鼓励外贸出口,短短十年时间,从兵败流亡的残部,蜕变为东南亚举足轻重的工业经济体。私营经济蓬勃兴旺,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民生富足、百业兴盛,早已跳出了旧军阀的桎梏。

是非功过,从来不由舆论定义,只由实力与民生佐证。

甘介侯微微靠向椅背,指尖轻缓敲击着膝盖,心境沉静如水。

此次北上燕京,名义是民间友好访问,核心目的只有一个——签订第三次南北民间贸易协定。

南华需要中原广袤土地产出的煤炭、矿石、长绒棉、粮食等基础原材料,稳定工业生产供应链;而中原急需南华成熟的化肥生产线、精密轻工机器、进口药品与现代化农技设备。

这是一场绝对互利、双向刚需的贸易。

民间的偏见、市井的非议、意识形态的隔阂,都只是无关紧要的插曲。

车子缓缓驶出狭窄胡同,拐上宽阔的东长安街,眼前视野瞬间豁然开朗。

冬日晴空之下,长安街笔直宽阔,一望无际,两侧白杨落尽枯叶,枝桠覆雪,肃穆规整。路北的天安门城楼赫然伫立,朱红宫墙鲜亮夺目,金黄琉璃瓦在朝阳下熠熠生辉,城楼中央的巨幅画像端庄肃穆,两侧红色标语醒目震撼。

马路之上,自行车洪流浩浩荡荡。上班高峰的人们骑着永久、飞鸽“二八大杠”,车铃叮当作响,汇成一片清脆的海洋。男男女女都穿着蓝、灰、黑三色棉袄中山装,男人戴棉帽,女人围头巾,潮水般向前涌动,是这个年代独有的城市盛景。偶尔有有轨电车哐当驶过,车头挂着小红旗,车厢挤得关不上门,售票员挤在人群里,扯着嗓子喊“往里走、往里挪”。

看着眼前焕然一新的天安门,甘介侯的眼眸微微凝了一瞬,心底生出绵长的感慨。

他记忆深处的北平天安门,是民国二十五年的残破模样。

彼时宫墙斑驳剥落、伤痕累累,城楼荒芜破败,门洞杂草丛生,广场狭窄拥挤,两侧尽是低矮破旧的民房与杂乱摊贩。街上行人步履匆匆、神色惶恐,兵荒马乱的年代,无人有心思驻足观望这座老城地标,满街尘土飞扬、废纸遍地,一派凋敝乱世之景。

不过十余年光阴,沧海桑田,竟是全然不同的人间光景。

如今的天安门广场,经过大规模拆迁扩建,格局宏大、规整庄严,视野通透开阔,南端直抵正阳门。广场四周遍地是热火朝天的施工场景,密密麻麻的脚手架林立成片,成千上万的民工身着厚重棉袄,不畏严寒,挑土运砖、打基铺路,号子声、吆喝声、工具碰撞声交织在一起。

工地围墙上,红漆大字刷得气势磅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喇叭循环播放着《社会主义好》,歌声嘹亮,盖过了寒风的呼啸。

车队缓缓沿着工地边缘前行,忙碌的民工们纷纷下意识停下手中的活计,拄着扁担、握着铁锹,齐齐转头望向这支特殊的外籍代表团。

常年在工地上听宣传、学时政的工人,早已听过南华与资本主义的相关报道,眼底满是审视、好奇与戒备。

远处监工的工头见状,高声喊话催促:“干活干活!都看什么看!抓紧工期,别耽误国庆献礼!”

众人这才恋恋不舍地收回目光,低头复工,只是手上的动作慢了大半,手肘互相轻碰,压低声音小声议论。

“看见了没?那几台黑轿车,就是南边南华的资本家代表团!”一名中年挑土工压低声音,满眼审视。

“就是报纸上说的那个资本主义国家?专门剥削工人的地方?”身旁年轻小伙子满脸懵懂好奇,长这么大,他只在课本、报纸上听过“资本主义”“资本家”的名词,从未见过真人。

“没错,就是他们。”中年工人撇了撇嘴,带着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报纸上都说了,他们那边贫富差距极大,有钱人住洋楼、开汽车、锦衣玉食,普通工人累死累活,只能混一口饱饭,受尽资本家压榨。跟咱们这边人人平等、按劳分配的日子,完全是两个天地!”

“可我看他们穿着斯文、举止平和,不像是坏人啊……”年轻小伙子忍不住小声辩驳。

“斯文都是装出来的!”旁边一位从山东过来的老民工沉声开口,眼底带着旧社会的血泪记忆,语气格外笃定,“资本家最擅长伪善!当年桂系军阀在两湖一带,劫掠肆虐,比中央军还要蛮横。现在换了个资本主义的名头,改头换面,骨子里还是那套剥削的底子!如今跑来做生意,说白了就是想借着咱们的原材料、人力,榨取利润!”

“可上面不是说,是友好贸易、互通有无吗?”

“面上的客套话罢了!”老民工啐了一口,语气坚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天生就是两条道上的车,根本走不到一块!上面有高层的大局考量,咱们老百姓不用多想,站稳阶级立场、好好干活就行,别被糖衣炮弹迷惑了!”

年轻小伙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挑起扁担继续干活,走出去几步,依旧忍不住回头张望几眼,心底满是好奇与忐忑。

坐在车内的宋运辉,全程安静听着窗外飘来的零碎议论,神色平静,不辩不恼。

作为南华琅琊钢铁厂的掌舵人,国内顶尖的私营实业家,他太懂这种认知偏差。

时代不同、体制不同、宣传不同,普通人看到的永远是别人想让他们看到的样子。

中方陪同的陈代表见众人望向窗外的工地,适时笑着介绍:“天安门广场扩建工程去年十月正式动工,是咱们首都的重点基建工程,完工之后可容纳十万人集会。广场两侧还会修建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全部是便民利民、服务群众的公共建筑。”

“工期紧、任务重,工人同志们都是自愿放弃元旦假期,加班加点赶进度。工地上天天搞劳动竞赛,评红旗班组、生产能手,张榜公示,人人争先,没人愿意拖集体后腿。”

众人微微颔首。

甘介侯静静凝望窗外人海如潮的工地,心底快速权衡、默默盘算。

他从不否认中原的优势。

新生政权的举国动员能力,堪称极致。

百废待兴的烂摊子,短短十余年便稳住秩序、搭建起完整的工业雏形。这般大规模的市政基建,无需繁琐审批、无需市场博弈,一声令下、全民动员,依靠纯粹的人力堆叠,便能飞速推进落地,效率骇人。

但他看得更透彻,这份极致速度的背后,是无法规避的体制短板。

计划体制之下,一切服从行政指令、一切围绕指标运转,民间经济活力被压制,企业没有自主经营权,资源错配、效率滞后是常态。

南华的城市建设看似慢上半拍,每一分建设资金、每一次产业升级,都源于市场竞争、私营资本自主决策,看似循序渐进,却步步精准、充满活力,长远发展潜力,远非计划模式可比。

快,不等于强。

稳,不等于优。

上午十点,一行人进了故宫博物院。冬日的故宫游客不多,大多是国内的参观团,红墙黄瓦,白玉台阶,雪落在琉璃瓦上,红装素裹,格外壮观。

走在空荡荡的太和殿广场,听着脚下积雪的咯吱声,看着巍峨的宫殿,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连一直喋喋不休的哈林顿,也闭上了嘴,眼神里带着震撼。

“太壮观了。”史蒂文斯轻声说,“比凡尔赛宫还要有气势。”

王建国陪着他们往前走,一边走一边讲解:“这故宫啊,明清两代二十四位皇帝都住在这,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以前是皇帝老子的地方,老百姓连靠近都不敢。现在好了,人民的博物院,老百姓花两毛钱就能进来参观。”

甘介侯走在汉白玉台基上,摸着冰凉的石柱,心里感慨万千。他民国初年在北京读书的时候,故宫还叫紫禁城,是逊帝溥仪的地盘,普通人根本进不来。后来溥仪被赶出去,故宫成了博物院,可军阀混战,日军侵华,哪有老百姓安心参观的份儿。如今太平了,普通老百姓也能踏足这帝王之地,也算是种进步。

一路上,遇到的游客都忍不住停下脚步,看着这群外国人。有几个半大的孩子,跟在他们后面走了好远,一边走一边小声说笑,像跟着什么稀罕玩意儿似的。

走到御花园的时候,一个卖糖葫芦的大爷扛着草把子走了过来,草把子上插满了红彤彤的冰糖葫芦,裹着亮晶晶的糖衣,看着就诱人。大爷一边走一边吆喝:“冰糖葫芦——刚蘸的——”

孩子们立刻围了上去,掏着兜里的零钱。那个在广场上见过的小女孩,也拉着爸爸的手,眼巴巴地看着,咽着口水。

“多少钱一串?”陈国庆走过去问。他在南华也吃过糖葫芦,但总觉得不正宗。

“一毛五。”大爷笑着说,“同志,来一串?刚蘸的,山楂大,糖脆。”

陈国庆掏出一块钱,说:“来十串,给大伙分分,也给孩子们尝尝。”

大爷愣了一下,赶紧拿下十串递过去。陈国庆接过,先给了甘介侯和几位华商每人一串,又给了记者们各一串,剩下的几串,递给了旁边围着的孩子们。

孩子们都不敢接,看着自己的家长。大人们连忙说“使不得使不得”,陈国庆笑着说:“元旦节,给孩子尝个鲜。”

林薇也在旁边说:“是侨胞的心意,大家拿着吧。”

孩子们才欢天喜地地接了过去,一个个咬得嘎嘣响,甜得眯起了眼睛。小女孩举着糖葫芦,跑到史蒂文斯身边,举起来:“叔叔,你吃,甜。”

史蒂文斯笑着咬了一口,酸甜的味道在嘴里散开,他点点头:“真甜,很好吃。”

小女孩笑得眼睛都弯了。

甘介侯咬了一口糖葫芦,糖壳脆甜,山楂微酸,还是小时候的味道。他看着院子里嬉闹的孩子,看着红墙白雪,忽然觉得,不管哪个党执政,能让老百姓安安稳稳过日子,能让孩子笑得这么开心,就不算坏。

逛到正午,一行人出了故宫神武门。门口斜对过就是一家国营小饭馆,木头招牌刷着红漆,白字写着“人民饭馆”,边角掉了漆,透着朴实的年代感。

王建国掀开门帘笑道:“中午咱们就在这儿凑活一口,地道北京炸酱面,最是管饱。”

饭馆不大,七八张长条木桌摆得规整,桌面擦得发亮,能照见人影。迎面白墙上,红漆刷着两行大字标语:节约粮食光荣,浪费粮食可耻,旁边贴着一张米黄色的告示,毛笔字写得歪歪扭扭,却格外醒目:

本店公约:不准无故殴打顾客,不准与顾客争吵,文明服务,礼貌待人。

李瑾瑜走在后面,一眼瞥见那张告示,差点笑出声,赶紧凑到甘介侯身边,压低声音憋着笑:“甘老,您看墙上……居然还有不准打人的规定。”

甘介侯目光扫过,眼底掠过一丝了然,淡淡点头。他太懂这个年代的国营店了——铁饭碗、无竞争,售货员多是安排进来的职工,脾气硬、架子大,早年打骂顾客的事时有发生,这才专门贴出公约约束。

墙根还贴着一张价目表,用图钉钉着,字迹工整:

-  炸酱面:0.12元+2两细粮票

-  馒头:0.04元+1两细粮票

-  玉米面窝头:0.02元+1两粗粮票

-  萝卜炖肉:0.25元+1两肉票

服务员是个二十出头的姑娘,蓝布围裙洗得发白,见进来一群外国人,愣了愣神,赶紧上前招呼,语气谈不上热情,却也规矩:“同志,几位?要几两粮票的?”

“八碗炸酱面,四碟小凉菜,都用细粮票。”王建国熟稔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磨毛了边的塑料皮夹子,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一沓票证:全国粮票、北京市地方粮票、肉票、油票,分门别类,比钱夹还仔细。

他抽出几张全国粮票和肉票,又数了几张纸币,一起递过去。姑娘接过来,对着灯光照了照粮票的水印,又点了点钱,才撕了八张纸质饭票递过来,淡绿色的票面上印着“人民饭馆专用”,边角盖着红章。

“自己端面,那边窗口取。”姑娘指了指后厨窗口,转身就忙别的去了,没有多余的热情,也没有半分怠慢,是那个年代国营店特有的平淡。

众人自己端了面找座坐下。大海碗盛着手擀面,浇上炸得油亮的黄酱,撒上黄瓜丝、心里美萝卜丝、青豆,香气直钻鼻子。

史蒂文斯吃得赞不绝口,呼噜噜连吃两大碗,额头都出了汗,连说“比纽约的意大利面还香”。哈林顿挑着面条,看着碗里浓稠的炸酱,皱着眉半天没动筷子——他吃不惯这种咸香厚重的面食,更不习惯这种“自己端饭、自己找座”的服务。

“怎么,不合胃口?”林薇见他不动筷子,轻声问。

“还好。”哈林顿放下筷子,语气带着几分探究,“林小姐,我注意到,吃饭不仅要钱,还要一种……粮票?没有票,就算有钱也买不到饭?”

“对,粮食是计划供应的。”林薇平静解释,“所有粮食制品都要凭粮票购买,全国通用粮票全国都能用,地方粮票只能在本省用。成人每月定量二十八斤,重体力劳动者能到四十多斤,粗细粮按比例配给。”

她指了指旁边桌的工人,对方手里攥着粗粮票,买的是窝头:“粗粮票买玉米、高粱、红薯,细粮票买白面、大米。平时细粮少,过节才多给点。除了粮票,还有肉票、油票、糖票,样样按人头定量,保证人人有份,不会有人多吃多占。”

哈林顿张了张嘴,想说“这是限制消费”,可看着旁边桌工人吃得香甜满足的样子,那句指责又咽了回去。

甘介侯放下筷子,擦了擦嘴,慢悠悠开口:“抗战时候重庆粮价飞涨,有钱人囤积粮票,老百姓拿着钱买不到米,遍地饿殍。定量凭票,固然不自由,却能保证人人有一口饭吃,不会出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惨状。这点,我是亲眼见过的。”

渥塞也点点头:“我见过印度的饥荒,粮食都在地主和粮商手里,穷人成批饿死。中国能保证每一个人都有饭吃,哪怕只是粗粮,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哈林顿沉默了。他出身美国中产,从未体会过饥荒的滋味,自然不懂“人人有饭吃”这五个字,在这片土地上有多重的分量。

午后,一行人驱车前往石景山钢铁厂。老远就能看见高耸的烟囱冒着白烟,高炉的轮廓在天际线格外醒目。宋运辉一下子坐直了身子,眼睛盯着那几座高炉不放——他是琅琊钢铁厂的厂长,南华最大的私营钢铁企业掌舵人,对高炉的敏感度刻在骨子里。

厂领导早就在门口等着,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手上还带着机油的痕迹。握手的时候,宋运辉能感觉到对方手掌上的厚茧——那是常年摸机器、下车间磨出来的。

大门岗亭里的战士笔挺地站着,目光扫过代表团一行人,脸上没什么表情,敬礼的动作却标准有力。甘介侯坦然迎上那道审视的目光,微微颔首,姿态不卑不亢。他是代表南华来的外交官,没必要在任何人面前低半分。

“宋厂长是钢铁行业的行家,您多提意见。”厂领导很爽朗,领着众人往厂区走。

越往里走,热度越高。刚到炼铁车间门口,一股热浪就扑面而来,混着铁水的硫磺味。巨大的高炉像座小山,通红的铁水从出铁口奔涌而出,溅起漫天的火星。工人们穿着耐火服,戴着安全帽,喊着号子穿梭忙碌,个个脸上淌着汗,却没人偷懒。

车间墙上,红漆标语刷得醒目:安全生产  质量第一,旁边贴着本月劳动竞赛的光荣榜,红榜黑字,写着先进工人的名字,后面标着超额完成的产量、奖励的工分和粮票。

“这是一号高炉,去年刚扩容的,现在日产生铁能到八百吨。”厂领导大声介绍着,声音盖过了机器的轰鸣。

宋运辉皱了皱眉,心里飞快算了笔账。八百吨日产量,看似不低,但靠的是三班连轴转、靠人力堆出来的。设备是民国留下的老底子改造的,自动化程度极低,人均产铁量比他的琅琊钢铁厂差了近四成。靠人海战术不是长久之计,南华的钢铁厂走的是技术升级路线,引进西方设备,优化管理流程,再过几年,差距只会越拉越大。

高炉边上,老工人周建国正带着徒弟郑卫国清渣。周师傅今年四十八,是厂里的六级工,民国时候在唐山的铁厂当过学徒,见过日本鬼子,也见过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六级工在厂里地位高,工资比车间主任还高,是人人敬重的大工匠。

昨天车间就开了班前会,政治学习之后专门强调:今天有南华的资本主义代表团来参观,大家注意礼貌,坚守岗位,别乱说话,站稳阶级立场。

“师傅,你看那帮人,哪个是大资本家啊?”郑卫国趁着歇口气的功夫,偷偷往代表团那边瞟,小声问。他刚转正不久,二级工,工资低,粮票少,最佩服师傅的手艺,也最信师傅的话。

“哪个?哪个都不是好东西。”周师傅手里的钢钎重重地戳了戳渣子,“南华那地方,资本家说了算,工人就是受剥削的。他们来咱们这,就是看中咱们的矿石便宜,想赚差价。”

“可那个穿灰西装的,看着跟我差不多大啊……”郑卫国指的是李瑾瑜,小伙子正仰着头看高炉,眼里满是好奇,“也不像当官的样子。”

“年纪轻的都是跟班,资本家的少爷。”周师傅瞥了一眼,“你别看他们穿得光鲜,都是喝工人血长大的。你好好干活,跟他们不是一路人。等年底评上先进,多奖你三斤粮票、半斤油票,比啥都强。”

正说着,宋运辉径直走了过来。他刚才就注意到这个老工人手法稳,一看就是有经验的。“老师傅,这高炉炉龄几年了?”宋运辉大声问,语气很客气。

周师傅愣了一下,没想到对方会主动跟自己说话。他直起腰,手里还攥着钢钎,脸上带着几分拘谨:“三年了。去年大修过一次,换了炉衬。”

“风温多少?”

“一千一百度。”

宋运辉点点头,又问了几个出铁率、焦比的问题,周师傅一开始还绷着,后来见对方问得都在点子上,是真懂行,语气也慢慢松了点,一一答了。末了宋运辉笑道:“老师傅手艺好,这高炉维护得不错,这个产量,对得起这个设备了。”

周师傅脸上有点发热,摆了摆手:“啥手艺不好的,都是国家的厂子,尽心干呗。”

宋运辉笑了笑,又拍了拍郑卫国的肩膀,转身走了。

郑卫国看着他的背影,小声说:“师傅,他好像……挺好的啊,也没架子。”

周师傅沉默了一下,攥紧了手里的钢钎:“好不好的,也是资本主义那边的人。干活吧。”

中午就在职工食堂吃饭。

大大的伙房挑高开阔,长条木桌排列整齐,沿着墙根摆着一排搪瓷洗手池,上方贴着红纸条:饭前洗手,讲究卫生。正前方墙上,巨幅标语气势十足: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旁边还贴着食堂规定:不准剩饭、不准倒菜,浪费粮食扣工分。

窗口前排着长队,工人们手里都攥着铝制饭盒,另一只手捏着饭菜票,秩序井然。打饭窗口里,小山似的白面馒头、黄澄澄的玉米面窝头摞得整整齐齐,大铁锅里白菜粉条炖五花肉咕嘟咕嘟冒着泡,香气混着热气扑面而来。

窗口旁边贴着一张白纸黑字的食堂价目表:

-  白面馒头:1两细粮票+4分钱

-  玉米面窝头:1两粗粮票+2分钱

-  白菜炖肉:1两肉票+2毛钱

-  小米粥:免费

-  咸菜:免费

宋运辉排在队伍里,看着前面工人手里的饭菜票,看得仔细。票证分三种:黄色的细粮票、褐色的粗粮票、红色的菜票,都印着“石景山钢铁厂职工食堂”的字样,边缘磨得起了毛,一看就是反复用了很久。

他注意到,穿工装的一线工人,手里粗粮票多、细粮票少;穿中山装的干部模样的人,细粮票占了大半。但重体力工人每个月有三斤细粮补助,是厂里专门给一线的福利。

轮到代表团打饭,大师傅刘师傅早就接到通知,知道是外宾,特意多舀了半勺肉。甘介侯接过搪瓷碗,说了声“谢谢”,声音温和沉稳。

刘师傅愣了一下,连忙摆手:“不客气不客气!”

他干了几十年食堂,见多了当官的摆架子,还是头一回见穿西装的“资本家”跟自己说谢谢,心里那点预先的戒备,不自觉松了半分。

众人找空位坐下。雷东宝咬了一大口馒头,麦香浓郁,口感却偏粗糙。他嚼着点点头,心里却在对比:

南华的私营工厂食堂,不用票,随便吃,顿顿有肉有菜,米面敞开供应,还有汤水果品。老板要留工人,就得在伙食上下功夫,靠的是市场竞争。

这里凭票定量,看似公平,实则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吃的都一样。日子久了,谁还愿意多出力?

旁边几桌的工人,吃饭的时候都时不时往这边瞟,低声议论。有人说“资本家也吃粗粮?”,有人说“看着挺斯文,不像坏人”,也有人老神在在地教育年轻人“阶级立场要站稳,别被表面骗了”。

甘介侯充耳不闻,慢慢吃着碗里的饭菜。这种层面的认知差异,没必要计较。等以后贸易通了,南华的商品进来,老百姓享受到实惠,自然会明白。

下午去的是朝阳棉纺厂,正好撞在雷东宝的专长上。一进纺纱车间,机器的轰鸣声里,雷东宝一眼就盯上了棉条筒里的原棉,伸手捻了捻,眼睛一亮:“这是冀南的长绒棉?”

“雷总好眼力。”陪同的厂干部笑道,“就是河北本地的长绒棉,这两年改良了品种,纤维长,韧性好,纺高支纱没问题。”

车间里几百台细纱机一齐转着,嗡嗡的响声震得人耳朵发麻。挡车工们在机器过道里来回穿梭,接头、换纱锭,手指灵活得像穿花蝴蝶。女工们大多二十出头,穿着蓝布工装,扎着辫子,看见代表团进来,都下意识地挺直了腰板,手上的活却一点没慢。

林秀兰就是其中最麻利的一个。她二十四岁,是车间的技术能手,每月都评先进,能多领半斤线票、一块肥皂票的奖励。

她兜里一直揣着个小布包,里面整整齐齐叠着攒了大半年的布票。她打算攒够一丈六尺布票,过年做件新的蓝布罩衣,再给弟弟做双新布鞋。

在这个年代,布票比钱还金贵。每人每年就那么多,想做件新衣服,得攒上大半年。

趁着换纱锭的功夫,几个女工互相捅着胳膊,偷偷往这边看。

“哎哎,你看那个年轻的,穿西装那个,长得真俊。”细纱工小周眼睛亮晶晶的,小声说。

“有啥好看的。”林秀兰头也不抬,飞快地接好了一个纱头,“都是南边来的资本家少爷,剥削阶级,跟咱们不是一路人。再说,他们那边不用布票,想穿啥穿啥,跟咱们不是一个世界。”

她嘴上说得硬,心里却也忍不住好奇。

不用布票?想做几件衣服就做几件?

那是什么样的日子?

她不敢想,也觉得那是剥削阶级的生活,跟自己没关系。

正想着,雷东宝走到她机位旁边,停下脚步,看了半分钟,赞道:“好手法!接头快,断纱少,你这个水平,放在南华也是顶尖的挡车工。”

林秀兰愣了一下,没想到他会夸自己。她咬了咬嘴唇,小声说了句:“没啥,干久了就熟了。”说完就转身去另一边换纱锭了,耳根子却红了。

雷东宝笑了笑,对厂干部说:“你们工人熟练度不错,就是设备老了点。要是换批新的细纱机,产量至少能涨三成。”

“我们也想换啊。”厂干部无奈地说,“现在国家建设处处要钱,能省就省,设备修修补补还能用。而且买新机器要工业券、要审批,层层报上去,不知道等到猴年马月。等以后发展了,再换新的。”

雷东宝没再多说。他心里清楚,计划经济就是这样,一切按指标来,工厂没有自主权,想更新设备得层层报批,黄花菜都凉了。南华的私营企业就灵活得多,看准了就能投,资金自己筹,效率根本不是一个量级。

车间尽头就是厂办托儿所,隔着玻璃窗能看见几个阿姨带着一群小孩子玩积木。保育员王阿姨抱着个刚会走的小孩,站在窗边往外看。

“阿姨,外面那些人是谁呀?”一个小女孩拉着她的衣角问。

“是客人。”王阿姨轻声说。

“是坏人吗?”小女孩又问,“妈妈说,南边有资本主义坏人,会抓小孩。”

王阿姨愣了一下,摸了摸小女孩的头:“不是坏人。他们是来做生意的客人。咱们要有礼貌,知道不?”

话是这么说,她心里却也打鼓。她男人是解放军,以前跟国民党打过仗,回家跟她说过桂系军阀的事,说这帮人狡猾得很,现在搞资本主义,更是唯利是图。现在看着窗外一行人有说有笑的,她也摸不准,只能叮嘱孩子们别乱跑。

傍晚回到城里,陈代表带他们走了趟王府井大街。

街道两旁清一色国营商店,百货大楼的橱窗擦得锃亮,玻璃上贴着红漆大字: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门口挂着“王府井百货大楼”的铜招牌,庄重气派。

推门进去,里面宽敞明亮,柜台按品类划分得整整齐齐:搪瓷柜、鞋帽柜、布匹柜、文具柜、糖果柜、日用百货柜,一应俱全。商品不算琳琅满目,却都摆得横平竖直、整整齐齐,透着一股规整的严肃感。

代表团一进门,瞬间吸引了全场目光。正在挑东西的顾客、理货的售货员,都停下了手里的动作,齐刷刷看过来。眼神里有好奇,有惊讶,还有毫不掩饰的审视。

甘介侯缓步走到搪瓷柜台前。货架上暖水瓶、搪瓷缸、搪瓷脸盆摆得密密麻麻,清一色的白地蓝花、红牡丹图案,款式不多,却都厚实耐用。

柜台侧面的墙上,用图钉钉着一张泛黄的告示,毛笔手写,字迹有力:

柜台服务公约:

一、  礼貌待客,说话和气,不准与顾客争吵;

二、  买卖公平,秤平尺足,不准缺斤短两;

三、  文明经营,坚守岗位,不准无故殴打顾客。

李瑾瑜跟在后面,一眼看到第三条,差点笑出声,赶紧低头憋住,凑到甘介侯耳边小声说:“甘老,这国营店还真有意思,居然把不准打人写进公约里。”

甘介侯目光扫过,淡淡一笑。

民国时候的店铺,都是伙计笑脸迎人,生怕得罪了主顾。如今国营店是铁饭碗,卖多卖少一个样,售货员自然没了好脸色,脾气大的跟顾客吵架、甚至动手的事时有发生,这才专门订了公约。

时代变了,买卖的位置,竟也倒了过来。

“同志,这个大号暖水瓶怎么卖?”甘介侯指着一个带牡丹花图案的暖水瓶问。

老店员王德才走过去,脸上没什么表情,公事公办地说:“大号暖水瓶,三块八一个,再加一张工业券。”

“工业券?”李瑾瑜好奇,“买个暖水瓶还要券?”

“那可不。”王德才瞥了他一眼,语气平淡,“凡是工业品,都要工业券。暖水瓶、搪瓷缸、毛巾、肥皂,都要。自行车、缝纫机这种大件,要的券更多,还得凭票供应,有钱没票,想买也买不走。”

他指了指旁边的布匹柜台:“做衣服要布票,每人每年一丈六尺布票,做一身衣服都紧巴巴。买糖要糖票,买肥皂要肥皂票,买火柴要火柴票,买盐要盐票,啥都有票。逢年过节才增发点节日票,算改善生活。”

李瑾瑜听得暗暗咋舌。

在南华,只要有钱,什么买不到?何曾需要这些五花八门的票证。

他没再多问,走到糖果柜台,想买点北京果脯。年轻售货员张小红见他过来,脸一下子就红了,低着头小声说:“果脯一斤一块二,要一斤糖票。”

“麻烦来两斤混装的。”李瑾瑜笑着说。

张小红赶紧低头称重,手脚都有点慌乱。刚称好,旁边就传来王德才咳嗽的声音,递过来一个“注意立场”的眼神。张小红吐了吐舌头,赶紧包好递过去,接过钱和糖票,没敢再多说一句话。

甘介侯在百货大楼里慢慢走了一圈,看遍了各个柜台。

文具柜里,钢笔、墨水、作业本,样式单一,结实耐用;

布匹柜里,蓝布、灰布、黑布,颜色单调,都是耐脏耐磨的料子;

鞋帽柜里,解放鞋、布鞋、棉帽,清一色的实用款,没什么花样。

样样都要票,样样款式少,样样重实用不重外观。

计划经济下的商业,保障供给是第一位的,丰富多样、美观精致,从来都不在考虑范围内。

他心里清楚,等南北贸易放开,南华那些花色繁多、款式新颖、价格实惠的轻工产品涌进来,这些国营商店,会面临多大的冲击。

不远处,一个老大妈拉着小孙子的手,站在柱子旁边往这边看。

“奶奶,那些人买东西不用票吗?”小孙子仰着小脸问。

“别出声。”老大妈压低声音,把孙子往身边拉了拉,“那是南边来的资本主义,都是资本家,他们有的是钱,也有的是票。你别乱跑,小心他们把你拐走。”

小孙子吓得一缩脖子,躲到奶奶身后,只露出半个脑袋,偷偷往李瑾瑜那边看。正好李瑾瑜看过来,冲他笑了笑,还挥了挥手。小孙子赶紧把脑袋缩回去,紧紧抱住奶奶的腿。

周围的议论零零散散,甘介侯都听在耳里,却纹丝不动。

偏见源于无知,隔阂源于封闭。

等市场打开了,物资丰富了,这些票证自然会消失,这些偏见也自然会消解。

从百货大楼出来,天已经擦黑了。街边上的路灯次第亮起来,昏黄的光照在雪地上,泛着暖光。

车子往回开,路过一所小学,正好赶上放学。一群背着书包的小学生排着队走出来,戴着红领巾,叽叽喳喳的。看见黑色的小轿车开过来,孩子们都停下脚步,睁大眼睛往这边看。

带队的辅导员老师赶紧拍了拍手:“同学们站好,别看了。是南方来的客人,大家要有礼貌。”

“老师,是资本主义的人吗?”一个小男孩举手问,“我爸说,南边有资本主义反动派。”

老师愣了一下,赶紧说:“别瞎说。是来做生意的客人,是朋友。大家快走吧,别让家长等急了。”

孩子们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排着队往前走,还是忍不住频频回头。那个提问的小男孩叫虎子,他爸是志愿军,复员回来在厂里当干部,平时总跟他说以前打仗的事,说资本主义有多坏。今天看见车里坐着的人,穿得整整齐齐的,也不像爸爸说的凶神恶煞,他心里纳闷极了。

回到招待所的时候,院子里的灯都亮了。

招待所是三层小楼,青砖墙面,朴实庄重。楼道里的灯是昏黄的白炽灯,墙上贴着“节约用水”“随手关灯”的标语,墙边靠着一排竹制暖壶,都是本地搪瓷厂出的,壶身上印着红色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字。

服务员小周端着热水壶,在楼道里等着。她今年二十,刚从技校毕业分配到招待所,头一回接待这么特殊的代表团。昨天所长开会,说这些是南华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客人,要好好招待,同时也要提高警惕,注意言行,别被糖衣炮弹腐蚀了。

小周以前只在课本里见过“资本主义”“资本家”这些词,总觉得都是青面獠牙的坏人。昨天看见甘介侯一行人,发现都是普通人,有老头有年轻人,说话都挺和气的,她心里就有点犯嘀咕。

甘介侯走在最前面,小周赶紧迎上去:“首长,热水打好了,我给您送房间去。”

“辛苦你了,小同志。”甘介侯笑着点点头,“不用叫首长,叫我甘先生就行。”

小周脸一红,低着头说:“哎,好的甘先生。”

她提着热水壶跟在甘介侯身后,心里怦怦跳。进了房间,放下热水壶,转身就往外走,差点撞到门框上。

“慢着点,别摔着。”甘介侯在后面叮嘱了一句。

“哎!”小周答应着,快步走了出去。

房间不大,却收拾得一尘不染。靠墙一张单人木床,铺着白床单,叠着豆腐块似的军绿色被子。窗边一张书桌,摆着一个搪瓷漱口缸,印着“劳动光荣”,旁边放着肥皂盒、毛巾,都是统一配发的。桌上还放着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是《全国钢铁生产再传捷报》,印着大字号标题,充满了建设年代的昂扬气息。

甘介侯放下皮箱,走到窗边推开窗户。冷风扑面而来,楼下就是长安街,自行车流像河水一样缓缓流动,天安门城楼清晰可见。

他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张旧照片,是民国三十七年国共和谈时,他在天安门城楼下拍的。那时城楼下,到处都是乱糟糟的,到处是摊贩和乞丐。不过十年,物是人非。

敲门声响起,代表团的秘书陈国庆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份行程单:“甘老,明天的行程都跟那边对接好了,上午参观农机厂,下午谈贸易协定的初步框架。”

甘介侯点点头,把照片收起来:“你跟他们说,先按行程走。我也想好好看看,这十年,他们到底把燕京搞成什么样了。”

窗外,太阳落得更低了,金色的余晖洒在红墙上,亮得耀眼。

走廊里的灯昏黄温暖,众人各自回房,却都没什么睡意。

宋运辉坐在桌前,翻着今天记的笔记,笔尖在纸上顿了顿,对同屋的雷东宝说:“老雷,你觉得怎么样?”

“棉花品质是真不错,价格也合适。”雷东宝脱了鞋,靠在床头,“这次多订两万吨长绒棉,回去能赚不少。就是工厂效率太低,设备太老,管理也死板,跟咱们南华的私营厂没法比。”

“何止是棉纺厂。”宋运辉摇摇头,“钢铁厂也是一样,靠人力堆产量,技术跟不上。计划经济就这样,一切按指标来,没有竞争,没动力升级。再过几年,咱们的技术优势会越来越大。”

“说起来,都是中国人。”雷东宝顿了顿,“这边搞社会主义,那边搞资本主义,各走各的路。咱们赚咱们的钱,他们搞他们的建设,也挺好。”

宋运辉笑了笑:“好不好的,咱们说了不算。反正南华的路,咱们是亲眼看着走出来的,肯定错不了。”

隔壁的记者房间里,三个美国人也在低声交谈。

“我要写一篇报道,就写我看到的真实的中原。”史蒂文斯摆弄着相机,胶卷已经用掉了七卷,“还有南华代表团,他们就像另一个中国——资本主义的中国。老百姓对他们的态度太有意思了,戒备、好奇,又带着意识形态的对立。”

“还是太草率了。”哈林顿嘴上硬,语气却软了很多,“我们只看了工厂,只看了好的一面。而且南华毕竟是资本主义政权,和中原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对立的。”

“对立又怎么样?”渥塞打断他,“菲利普,你得承认,我们之前被报纸骗了。中原不是地狱,南华也不是魔鬼。他们在走不同的路,都在想办法让自己的国家变好。至于老百姓的态度,太正常了——任何国家的人,对不同制度的对手,都会有戒心。”

哈林顿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远处的点点灯火。街上的路灯昏黄,偶尔有巡逻的民兵走过,脚步整齐。他心里那些根深蒂固的偏见,像被冰雪泡过,一点点松动、融化。

甘介侯站在窗边,手里端着一杯热茶。窗外的燕京安安静静,没有香港的霓虹闪烁,没有汽车的轰鸣,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的火车汽笛声,还有家家户户窗子里透出的暖黄灯光。

他承认,中原这几年干得不错。百废待兴的烂摊子,短短十年就收拾得有模有样,工业基础搭起来了,社会秩序稳下来了,老百姓也能吃饱穿暖。

但仅此而已。

计划经济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却办不好长久的民生,激不活真正的创造力。国营企业效率低下,缺乏竞争,凭票供应看似公平,实则压抑了生产积极性。这条路,走不远。

南华走的资本主义道路,自由市场、私有产权、开放贸易,才是真正的富民强国之路。十年时间,从流亡政权到东南亚工业强国,就是最好的证明。

这次来谈判,不是来求着谁,是互利共赢。中原需要南华的化肥、药品、机械设备,南华需要中原的原材料、农产品。各取所需,公平交易。

至于老百姓的成见?

甘介侯轻轻吹了吹杯里的茶叶,嘴角浮起一抹极淡的笑意。

慢慢来。

贸易做起来,人员往来多了,他们自然会看到南华的样子,尝到市场开放的甜头。

谁对谁错,时间会证明。

但他坚信,南华的路,没走错。

胡同深处,张大爷家的油灯还亮着。他坐在炕沿上,吧嗒吧嗒抽着旱烟。

“今天瞅见南边来的人了?”老伴儿纳着鞋底问。

“瞅见了。”张大爷吐了口烟圈,“三辆黑轿车,人都穿得挺整齐,看着也不像三头六臂。”

“那你还说人家是坏人。”老伴儿笑了。

“我哪知道。”张大爷哼了一声,“资本主义到底啥样,咱也没见过。反正报纸上说不是一路人。不过……既然是来谈生意的,不打仗,那就行。咱们老百姓,图啥啊,不就图个安稳日子嘛。”

老伴儿点点头,把针在头发上蹭了蹭:“就是。只要不打仗,能好好过日子,管他啥主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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