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8章 两广

两广问题，从五月中旬就已经有了苗头。直至今天，事变发展之迅速，让人猝不及防，整个南方国府都笼罩在一片山雨欲来的沉闷气氛里。

先是五月中旬，广州城突发噩耗——国民党元老、西南政权的精神支柱胡汉民因脑溢血猝然病逝。

这位与常凯申、汪兆铭并称“国民党三巨头”的元老，自一九三一年宁粤分裂以来一直是两广反常势力的一面旗帜。他活着的时候，常凯申碍于其元老身份，始终不敢对两广动刀；他这一死，维持了近五年的表面平衡，在顷刻间土崩瓦解。

常凯申的判断是准确的。

胡汉民病逝的第二天，他就开始着手收拾这个困扰他多年的西南半独立问题。

五月十八日，他以吊丧为名，派王宠惠赴粤，向陈济棠提出了五项条件：取消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改组广东省政府，将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改称第四路军总指挥，各军师长由军委会重新任命。

这五条措施，每一条都砍在陈济棠的要害上——说到底，就是要彻底剥夺这位“南天王”经营多年的广东军政大权。

陈济棠深知大祸临头。他的兄长陈维周从南京带回的消息更让他坐立不安——“中央将对广西用兵，广东仍可维持现状。”

陈济棠立刻就明白了常凯申的打算：先吃掉广西，再收拾广东。“桂亡粤何能独存？”他对身边的亲信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

事态的演变，几乎就是在这一刻注定的。

陈济棠立刻联络了唇齿相依的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李宗仁和白崇禧原本不愿意在这个节骨眼上对内动兵——外侮日亟，日本人正在步步紧逼，这时候跟中央翻脸，于大局不利。

但粤桂唇齿相依的利害关系又是明摆着的：如果不支持陈济棠，广西迟早也会被常凯申一口吃掉。两方权衡再三，最终达成共识：借全国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之机，以“抗日救国”为旗号出兵北上，既可占据政治道德制高点，又能谋求自保图存。

六月二十九日，广州。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通电全国，矛头直指南京当局“对日妥协”。电文中这样写道——

“‘九·一八’之创痕未复，‘一·二八’之腥血犹存，辽、吉、黑、热四省之同胞，陷于敌人铁蹄之下，已逾五载，今年平、津又继之矣。黄河以北，寸土不予敌人，誓率所部，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之机。”

这是两广方面精心设计的一出政治戏码。

“抗日”是口号，“反常”是实质，二者在这场风波中紧密交织。

七月一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三十六名两广将领联名通电响应，正式成立“中华民国抗日救国军”及其军事委员会。

陈济棠自任总司令兼委员长，李宗仁任副司令，白崇禧坐镇桂北指挥，将第一、第四集团军改称抗日救国军，分途向湖南出兵，前锋迅速抵达零陵、郴州一线。

广西大军北上时，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甚至发出布告称“本军师行所至，立即与日本断绝一切关系，凡中、日缔结之一切屈辱协定，均予取消无效”。

广州、南宁两地连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南宁《民国日报》每天刊载抗日标语，“要求中央政府北上抗日，收复失地”，“实行对日经济绝交”。一时间，两广地方从上到下，营造出了全民请愿抗日的浩大声势。

南京方面措辞强硬。国民政府回电驳斥，声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同时军委会严令两广部队不得擅自行动。

但嘴硬的背后，常凯申心里清楚——这一仗不能打，也打不起。

两广一旦真的举兵北上，中央军固然有压倒性的优势，但这场内战一打起来，舆论上就已经输了大半。

两广打的是“抗日救国”的旗号，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越打他们就越有政治资本；而南京政府若以武力镇压，就等于向全国坐实了“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形象。

更危险的是，两广的反蒋举动会不会引发连锁反应——北方的阎锡山、西南的龙云、甚至西北的张学良，会不会趁机而动？

到那时候，局面就不是一个两广问题了。

在此之前，常凯申的应对策略是双管齐下。

军事上，他急调中央军抢先进入湖南，抢占战略要地衡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封死了两广军队北上之路。

陈诚的十八军循西江而上，进逼梧州；余汉谋军自高州向桂南开进；顾祝同指挥汤恩伯、薛岳等军从贵州窥伺桂北；何键部由湘南威胁桂林。数十万大军从四面八方向两广压过来，摆出了一副泰山压顶的架势。

政治上，蒋介石则用起了他最拿手的手段——重金收买，分化瓦解。

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早已暗通款曲，在关键时刻通电拥护南京中央，倒戈一击；粤空军司令黄光锐率一百六十余名飞行员、驾驶六十二架飞机集体叛逃，飞往韶关投向余汉谋部。两广的军火补给线也被中央军切断，多艘来自日本的军火船只在虎门等海域被截留。

接二连三的打击，让陈济棠的粤军体系正面临土崩瓦解的局面。

陈济棠已经快垮了，不足为虑。但广西的麻烦还没完。

常凯申趁势要将新桂系一并解决，调集数十万中央军从四面合围广西，摆出彻底消灭桂系的架势。

但这一次，他碰到了硬骨头。李宗仁、白崇禧在广西发动了“焦土抗战”政策，全民皆兵，将桂系兵力扩充至四十个团以上，加上近十万地方民团，总兵力达二十万左右，摆出决一死战的架势。

全国舆论也对桂系抱有同情，连中央内部的冯玉祥等人都纷纷劝说和平解决。

这时候的中央，正面临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两广的事还没完，西北的战场又在不断消耗军力，而日本人在华北的步步紧逼更是一刻也没有停过。

如果广西再打一场全面内战，南京政府将陷入多线作战的困境，兵员、弹药、军费都将面临巨大压力。

最让常凯申感到危机的，是远在欧洲养病的汪兆铭从欧洲发来一封措辞含糊的电报，对两广事变的“抗日主张”表示“理解与同情”。

其有关人员秘密报告，汪兆铭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国内的政局变化，伺机而动，重回中央，并得到一大部分实权人物的支持——而两广问题，就是一个最好的跳板和借口。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常凯申开始考虑和平解决广西问题。

而先锋军通电大捷，却让常凯申看到了另一种可能。

如果，这是我的人呢？

一切的舆论的攻击将不攻自破。也并且等于向全国——尤其是那些正与中央若即若离的地方实力派——传递了一个信号：中央政府并不孤立，在遥远的白山黑水之间，仍有一支劲旅高举着青天白日旗在浴血奋战。

那么，他常凯申，必将重新树立起中央核心的权威。

所以，在本次会议之前，常凯申就已经暗示了何应钦等中央嫡系派成员，在会上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自己的意见。

中央嫡系明白这个道理，地方实权派又哪儿会不知道？

会议室里的空气，从何应钦说完“东北行营”四个字起，就变了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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